2025年3月15日，香港《大公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“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”的时评，针对李嘉诚旗下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和”）拟将其持有的包括巴拿马运河两大港口在内的43个港口出售给美国贝莱德财团的交易，提出了五个深刻的问题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，此次交易不仅涉及巨额商业利益，更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下,触及了国家利益的敏感神经。
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日前公告称，已与美国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达成原则性协议，拟向该财团出售旗下和记港口集团80%的资产，包括分布于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及配套物流网络，其中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口成为争议焦点，这场交易估值高达228亿美元，预计为长和带来190亿美元现金收益，净负债率可从23.6%降至18%以下，这一交易却引发了香港《大公报》的强烈质疑，该报以一篇时评连发五问,直击交易要害。
《大公报》首先质疑，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，特别是中美博弈日益白热化的背景下，长和为何选择此时将如此重要的战略港口出售给美国财团，巴拿马运河作为全球重要的航运通道，承担着全球6%的海运贸易量，其港口控制权被视为“贸易咽喉”，长和1997年以低价中标，经数十年经营成为“现金奶牛”，如今却将其转手美国资本，此举无疑削弱了中国在全球关键航道的影响力,可能抬高中国航运成本或限制通行。
《大公报》进一步指出，长和此次交易并非简单的商业行为，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政治算计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多次施压巴拿马政府，要求收回运河控制权，甚至扬言动用“军事或经济手段”，2024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，巴拿马被迫退出“一带一路”协议，分析认为，李嘉诚的撤退是为避免资产遭强制征收，有爆料称买方中东财团与李家在北海油田项目上有合作历史，这种“你买我港口，我投你油田”的闭环交易,更让人怀疑其背后的政治动机。
《大公报》在时评中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：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，企业家应该如何取舍？长和此次交易虽然从财务角度看颇为诱人，但一旦美国掌控这些港口，完全可能效仿加征关税的手段，对中国货轮征收“政治附加费”，甚至限制停靠，这不仅会影响中国的航运业，还可能对“一带一路”战略造成冲击。《大公报》质疑李嘉诚在此次交易中是否充分考虑了国家利益。
《大公报》还担心，巴拿马运河港口易主后，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压中国的“新武器”，美国军舰通过运河的频率占其全球调动的40%，控制港口可快速补给并监控对手船只，美国可能通过调整港口规则限制中国货船通行，甚至利用“长臂管辖”制裁中国企业,这将对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的地位构成严重威胁。
《大公报》指出，长和此次交易卖掉了“一带一路”的关键节点，这将给中国的航运安全带来巨大隐患，一旦美国掌控这些港口，中国将失去对这些关键航道的控制权，从而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被动地位，这不仅会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,还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构成威胁。
尽管《大公报》对长和此次交易提出了诸多质疑,但长和方面也有自己的商业逻辑和战略考量。
特朗普政府的施压与巴拿马政局动荡，使港口运营风险陡增，长和选择此时出售港口资产，可以规避这些不可控风险,确保企业稳健发展。
从财务角度看，港口业务虽然稳定，但增速放缓，且面临地缘政治成本上升的威胁，长和此次交易可以套现大量资金，用于投资5G通信、医疗科技等高增长领域,实现资产优化和产业升级。
长和此次交易还体现了其“西退东守”的策略，长和明确保留了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核心资产，如盐田国际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，这一策略既规避了海外政治风险,又巩固了中国市场的长期布局。
长和此次交易不仅引发了《大公报》的强烈质疑,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和深刻反思。
此次交易引发了对企业家责任与国家利益边界的讨论，一些观点认为，企业家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，也应该充分考虑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，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追求商业利益，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应该由政府来承担,这种争议反映了企业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复杂抉择。
此次交易还引发了全球化退潮下“站队”难题的讨论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放缓和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，中国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企业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和战略？是应该继续坚持全球化战略，还是应该更加注重本土市场和国家安全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面对港口被“卡脖子”的威胁，中国应该如何应对？是应该加快建设“一带一路”替代航线，降低对海运的依赖？还是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，共同应对美国的霸权行径？中国还应该加强对海外投资的保护和监管,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
李嘉诚的港口出售案，折射出全球化退潮下资本与政治的复杂纠葛，在《大公报》的诘问中，一个更深刻的命题浮现：企业家的成功是否应超越财务报表，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？历史案例表明，张謇、霍英东等人的“爱国选择”并非牺牲商业理性，而是将企业战略嵌入国家崛起的大势，当“商业无国界”遭遇“大国竞争有底线”，李嘉诚的撤退或许提醒我们：在巨变时代，真正的商业智慧,需在利益与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。
面对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局势，中国企业家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，他们不仅要追求商业利益，还要充分考虑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，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，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，政府和社会也应该加强对企业家的引导和支持,为他们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。
